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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将颁5G牌照 “换机潮”或提前到来

【摘要】:
5G开始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倒计时”了吗?5G会率先在哪些领域开展应用?这对消费者和产业界将会带来哪些具体影响?5G的落地应用将给各个行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现在虽然有的地方谈6G,但6G真正要来也是2030年以后的事情,因此未来的10年必将是属于5G的10年。”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华为公司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的一番话点燃了大家对5G的讨论热情。

 

  随着一些地方的基站建设提速,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已经在一些地方落地应用。3月30日,全球首个行政区域5G网络在上海市虹口区建成并试用,首个不换卡不换号、基于中国移动5G网络的手机间通话拨通。据介绍,上海将在今年内建成超过1万个5G基站,预计到2021年,上海全市将实现5G网络深度覆盖。

 

  5G开始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倒计时”了吗?5G会率先在哪些领域开展应用?这对消费者和产业界将会带来哪些具体影响?5G的落地应用将给各个行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这些备受关注的话题正在得到回答。

 

工信部今年将颁5G牌照,“换机潮”或提前到来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发布的《GSMA移动经济研究》全球版指出,到2025年,5G连接数量将达到14亿,目前全球移动运营商每年用于扩大和升级网络方面的资本支出约为1600亿美元,未来15年5G将为全球经济贡献2.2万亿美元。

 

5G何时走入寻常百姓家?从通信业的发展历程来看,电信运营商获得牌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一场名为“5G:物联网的成就者”的分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工信部已经对5G应用作出了大体规划,估计在今年的某个时间点上会正式颁发5G牌照。他还提到,5G发展的关键词是开放合作、统一标准,因为全球统一的技术标准是5G应用和发展的基础。在这个方面,中国企业贡献了近三成的技术专利,为全球统一的5G技术标准作出了贡献。

 

  不过,苗圩也强调,大规模的5G商用还要随着基站网络的不断完善才能实现,因此还要留出一点时间,让中国移动等有实力的电信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先建设好基站。对于5G技术的大范围应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慧镝表示,作为电信运营商,最重要的是与合作伙伴共建“5G+”生态。据他透露,中国移动已经在17个城市开展5G规模试验和应用示范,并且与合作企业联合发布了4款5G芯片和9款5G终端产品,以此加速5G商用进程。

 

  从通信业以往的发展历程来看,消费者使用的终端产品经常是一个瓶颈。杨超斌提到,4G的技术标准在2008年就制定出来,但第一款4G手机一直到2011年才面市。而在5G时代,情况大不一样了:2018年,5G技术标准大体确定,各家厂商都抢先发布了自己的5G手机。

 

  因此,杨超斌认为,5G手机“换机潮”到来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据他介绍,目前的5G产业链条上,众多企业都在加大投入,5G手机大规模商用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他预计,今年二季度就会有很多厂商批量发货5G手机,其中也包括华为。

 

  对于5G产品的商用,小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表示,5G将对各行各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手机行业的生态将发生改变:已经陷入“白热化”竞争的手机厂商,将迎来以手机为中心的IOT(万物互联)竞争;明后年也将迎来5G手机“换机潮”。

 

移动物联网将爆发,无人驾驶或许最早落地

 

  相比手机等消费品,5G带来的产业影响更为深远。

苗圩表示,5G技术最值得期待的是,通过跟各行各业的融合、渗透,将会激发出更多应用,尤其是无人驾驶等移动物联网的应用。“移动状态的物联网最大的一个市场可能就是车联网,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代表的5G技术的应用,可能是最早的一个应用。”

 

  苗圩表示,之所以作出上述判断,是因为无人驾驶汽车涉及人和车、车和车、车和路之间的移动通信连接,相应的数据传输量比人和人之间的通信“不知道要大多少倍”,而且要保证更低的时延、更大的网络带宽。

 

  据苗圩透露,工信部与交通部已经达成共识,将推动对公路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对道路标志、红绿灯甚至管理规则都加以改造,以方便识别和传输数据。例如,经过改造后,汽车或许也可以接收、识别红绿灯信号,红绿灯上也可以安装摄像头,以采集汽车行驶速度、驾驶习惯等数据,从而减少出现道路堵塞的几率。

 

  上海交通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殷承良也认为,自动驾驶将成为5G最重要的应用场景,5G的高可靠性、大带宽、低时延等特性,让自动驾驶替代驾驶员成为可能,并且提高交通效率,避免“幽灵堵车”现象。

 

  殷承良还表示,因为5G很可能率先在这个行业落地,未来汽车不再是单独的交通运输工具,还要承载很多职责,由此爆发的产业规模会是汽车产业之前规模的很多倍。

 

  自动驾驶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市场,到底有多大的产业规模?文远知行WeRide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韩旭表示,这是一个万亿美元的市场,这个市场可以孕育很多非常大的企业,也能产生很多的就业机会。谷歌旗下无人驾驶公司——Waymo,虽还没有开始真正挣钱,但是华尔街给出的估值已达2500亿元。

 

  韩旭认为,L5级别的自动驾驶还需要几十年的研究才能实现,但L4级别的自动驾驶已经开始试运营,“它到来的速度,会比我们想象的快很多”。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也现场体验了由海南省开展的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车5.9Ghz频段试点”。在5G环境下,百度、上汽、宇通等5家本土车企提供了L4级别的无人驾驶汽车服务,并且在全长1.1km的测试路段上,经历了急转弯、红绿灯车速引导、道路施工、车辆避让、后车超车等真实环境。

 

无人驾驶现实仍骨感,还需车城协同

 

  虽然有关L5(完全自动驾驶)的畅想早已让人迫不及待,但当下无人驾驶汽车的现实表现却还是差着一截。

  “这样看来无人驾驶前途一片光明,但现实还是蛮骨感的。”殷承良举了个例子:上周末,他和同事在北京举办了首次全国无人驾驶智能汽车评比,但结果让人感到沉重——参与此次评比的共有国内外17款主打无人驾驶功能的汽车,但在自动泊车的测评中,只有一款汽车完成了所有测试环节;对于路上设置的障碍物,大部分参评车辆“直接就怼着撞上去了”。

 

  “自动驾驶一定会成功,只是这个时间节奏可能没有这么快。”殷承良指出,当下一些无人驾驶车企的研发思路是“整车为王”,恨不得在汽车上装上所有传感器,但这种思路并不正确,因为一旦碰到强光、沙尘暴等极端情况,这些传感器很可能会暂时失灵。殷承良认为,5G的应用发展带来了整个汽车业态和形态的改变,车不再是一个移动的工具,而是一个移动的通讯节点,需要形成人、车、路、网、端、云大融合。

 

  百度公司副总裁王路表示,虽然百度生产的“阿波龙”等无人驾驶汽车已经销售了100多台,但要想达到理想的无人驾驶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车辆以外的数据采集和传输、分析能力。

 

  “无人车技术就像人工智能王冠上的明珠。”王路说,5G时代需要的是将无人驾驶技术与地图导航、视频分析、智能红绿灯等智慧城市技术相结合,实现“车城协同”。

 

  殷承良更看重的是如何应对5G时代的网络安全挑战。他认为,5G时代物与物之间的连接更多了,相应的安全漏洞也会更多,针对这类安全问题,需要完善相应的制度和技术。

 

  殷承良提到一个现实的案例:近两年,特斯拉汽车先后数次被网络安全公司以“远程无物理接触”的方式入侵,虽然事后寻找到了补救办法,但这说明未来还有更多的网络安全漏洞需要弥补。

 

相关阅读:5G商用要有大产业的视角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5G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5G的应用前景在哪里?运营商投资和盈利之间是否有平衡之道?带着这些问题,《人民邮电》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在史炜看来,5G商用要有大产业的视角,面向实体经济落地,其中工业互联网是5G最佳发力点。对于备受关注的5G早期的投资难题,他认为可以通过多元化融资来解决。

 

实体经济是5G落地的重点

 

  在史炜看来,5G是我国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基础,体现在5G的链条作用上。

对此,史炜解释说,现代化工业体系的核心是工业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而实现这“三化”的重要途径就是以大数据应用和5G智能网有效推进来实现物物相联。实现大数据与工业物联的底层技术是计算技术,支撑计算技术的是计算方法,它为工业生产和服务之间的流程提供高效的数据对接,为ICT技术带来新的应用场景,畅通了产业通路,让数据流转起来,真正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5G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4G时代,移动通信的传输速率无法提供低成本的工业互联,而5G网络“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性”的特质为降低工业互联网的成本提供基础和条件,才可能使制造业、实体经济的互联网应用具有经济可行性。

 

  同时,工业互联网应用中,工业流程的商业信息加密和密级划分是重要诉求。5G带来的高速计算和可靠性为商业项目的运行创建了更高端的加密系统,并且为实现工业云和私有云的对接与闭环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商业价值。没有5G,这个链条无法打通,没有“高速路”传输这些数据,工业物联网也无法正常运行。“当数据量足够多的时候,传输不畅会导致数据阻塞、流失、泄密等情况。”史炜解释说。

 

  从另一角度来看,5G的发展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人才政策、税收政策、对外合作政策、法律法规等,这些配套体系的支撑也是关键。

 

  “可见,5G商用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它是一个技术与产业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而非纯技术概念。”他以工业互联网为例,此前,工业企业的转型更多停留在政策和管理层面的变化,从未涉及物的管理,即便有,也是简单地保持机器整体运转,单凭简单的仪表,只能片面地了解机器内部的运行情况。然而,机器可以被看作有血有肉有骨骼的有机体,在引入传感器后,工厂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去感知机器的每一个部件,以及各个部件之间的运行情况,抽取这些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可以找到影响机器运作状态和效率的临界点。例如,通过电压电流的数据变化预判机器将出现效率下降、成本上升的情况,并通过智能控制系统调节相关参数使得机器运转效率最高、废品率最低。对于工厂而言,数据分析系统与智能调控系统可以让机器长期处于最佳状态。他补充说:“这在4G时代实现不了,因为网络传输和数据处理不够,稳定性差,而5G解决了带宽、延迟和容量三大问题,工业应用前景将非常广阔。”

 

  那么,5G商用的短板在哪里呢?史炜认为:“我们在谈论5G商用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设备终端,这是3G和4G时代已经犯过的错误,这个错误现在还在延续。” 他解释说:“在我国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5G能够起到推动作用,因此,全行业一定要有大产业的视角,设备和技术交给工程师们去实现,5G如何落地才是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史炜看来,5G落地的重点就是实体经济。“从我近期的调研来看,很多企业都想借助5G发展大数据,但却忽略了5G和大数据之间的关系,所以把大数据做成了数据库,而5G就是打通二者之间最有效的手段。”

 

工业互联网是5G最佳发力点

 

  5G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史炜判断,5G需要几年时间配套产业才能完善,其关联产业中能走到世界前沿的,一定是工业互联网。

 

  在史炜看来,我国虽是互联网大国,但是核心技术实力却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因为3G和4G所形成的各种互联网业务大都应用于消费层面。而发达国家从3G开始,网络技术主要用于工业和信息技术的融合。这一局面的产生与我国国情相关,我国工业基础落后,在3G和4G时代,工业还不具备承载3G和4G应用的能力。从投入产出和成本核算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和加工业找不到一个通过通信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同时,研究机构也没有把重心放在这个领域,国家政策也没有向这方面倾斜。在5G时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局部试点、重点突破,去拉动整体,重点解决近20年来信息技术和工业融合的问题。

 

  事实上,二者的融合发展是有先例可循的。他举例说,此前,信息技术和工业生产的融合大都是在管理和核算环节,而现在一些企业已经推广到工业生产环节,实现了机器大物流和工艺流程的同步。

 

  他建议,国家要在5G和工业互联网的融合上做出实质性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划,比如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采用怎样的扶持政策等。他举例,目前可以看到,“5G+工业互联网”的模式可以在精密机械装备、重型工程机械制造、船舶制造、汽车制造等领域进行突破,这些领域都具备实施工业互联网的产业基础。在这些行业的创新过程中,国家要提供专项资金进行扶持,要允许各种创新费用纳入成本抵扣税收等。

 

  此外,史炜还建议国家牵头推进一些实质性的试点工作,由对省市县的试点变为对重点样本企业的试点。试点不仅有审批、考评机制,还要建立跟踪机制,成立专门机构长期追踪实际效果。这些试点需要把国家专项资金和地方专项资金捆绑起来考评,不能搞形象工程。

 

多元化投资缓解运营商早期投入难题

 

  不久前,三大运营商在财报中公布了5G投资的相关数据,有评论认为,这些投入并不如预期。而事实上,盈利的压力已经被三大运营商顶在头上多年。对于5G先期投入和盈利的两难境地,史炜认为,除了国家政策上的倾斜,运营商要扩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用生产力的改变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5G投资上,史炜认为,很多人混淆了投资主体的概念。他解释说:“运营商投资是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战略,而应用生产商投资是要考虑真金白银的投入产出,是企业战略和产业战略,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运营商必须加大投入,如果道路不通,高速费便无从谈起。”他补充说:“当然,国家也需要给电信运营商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那么,运营商自身如何应对?史炜建议,把多重产业的引入放在第一位,把所有权的改变放在第二位,这样才真正能够反向利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他表示:“中国联通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引入互联网公司,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引入了一个新的生产力组合,然后借此建立新型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力的优化来实现生产关系的优化,从而实现企业所有制关系的优化。这样,运营商在需要投入时,就能从多渠道实现收入的补偿和利益的重新分配。”

 

  除了生产力,主管部门还要在生产方式上想办法。史炜表示,运营商既是公益性组织,又是经营性企业,这就要主管部门明确划分考评内容:一种叫政策性的收入和成本,一种叫经营性的收入和成本,二者分开考评,如果裹在一起,会捆住运营商的发展之手。

 

  此外,史炜还建议把在5G应用领域有潜力的大型企业和运营商捆绑起来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谁投资谁受益,谁投资谁享有股权收益或者其他投资收益。”他分析说,“一是解决5G前期投入资金短缺的问题;二是在投资的过程中,哪家企业有比较明确的应用,前期突破的试点就放在哪家企业;三是可以把投资的一部分转化为社会融资,对社会、产业、投资人定向募集,这样对推进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大有裨益,让5G投资和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进行。”